深度解析“黄之瀚”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影响：从印太战略到竞争性对抗
在国际关系波谲云诡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演变始终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其中，黄之瀚（David R. Stilwell）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2019年6月至2021年1月），扮演了塑造和推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关键角色。他的任期正值中美关系从“接触”走向“竞争”的转折点，其所倡导的“印太战略”和“竞争性对抗”理念，深刻影响了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外交布局。本文将深入剖析黄之瀚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实践、其对区域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深远影响，并对其政策遗产进行评估。
“印太战略”并非黄之瀚任期内首次提出，但无疑在他的推动下得到了实质性的深化和具体化。这一战略旨在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其核心目标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黄之瀚及其团队将这一概念从理论框架转化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行动，涉及安全、经济和治理等多个层面。
在安全领域，“印太战略”的核心是强化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军事存在。黄之瀚时期，美国积极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的升级，使其从最初的非正式对话转变为部长级乃至领导人层面的常态化磋商。例如，2019年9月，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了首次“四方安全对话”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该机制从概念走向了实质性合作。此后，四国在军事演习、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如多次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其规模和复杂性不断提升，旨在提升成员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区域协同防御能力。通过这些机制，美国试图构建一个多边安全网络，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扩张，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方多次派遣军舰进行“自由航行”行动，并持续批评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军事化进程。此外，美国还加强了与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友的双边军事合作，例如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的频次和规模，并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以提升其防御能力。同时，美国也积极深化与越南等新兴伙伴的安全关系，通过军售和防务交流，试图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黄之瀚力求为区域国家提供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外的“高质量”替代方案。美国提出了“蓝色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倡议，旨在为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认证标准，鼓励透明、可持续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投资。尽管该倡议在实际落地项目上仍需时日，但其理念在于引导国际社会，特别是私营部门，向符合高标准的环境和社会治理要求的项目投资，从而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模式形成差异化竞争。此外，黄之瀚还大力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旨在帮助伙伴国建设安全、开放的数字网络，并在5G技术推广中排斥华为等中国企业。例如，美国积极游说盟友和伙伴国，呼吁它们在5G网络建设中避免使用“不可信的供应商”设备，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协助这些国家转向西方技术。在供应链方面，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过度依赖，黄之瀚团队积极倡导供应链的多元化和韧性建设，鼓励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印太国家，以降低风险。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激励措施，鼓励半导体、医疗设备等关键产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国，以分散供应链风险。
在治理层面，黄之瀚强调“印太战略”的核心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国际规则。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在人权、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状况、香港民主运动以及南海地区国际法治的侵犯。例如，美国政府在黄之瀚任内多次就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认为其侵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这些举措旨在通过道德高地和价值观输出，争取国际社会对美国立场的认同，并孤立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此需要全球共同应对。
“竞争性对抗”是黄之瀚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另一核心理念，它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过去的“接触加对冲”转向了全面、多领域、长期化的竞争。这一理念认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窗口正在缩小，而竞争才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主旋律，但这种竞争并非意味着全面冲突，而是要在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战略性较量，同时保持沟通渠道以避免误判。
在贸易领域，尽管中美两国在2020年初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这并未改变两国间结构性贸易摩擦的本质。黄之瀚多次强调，中国在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不公平行为。例如，美国政府持续对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巨头实施出口管制和制裁，将其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出售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这一举措旨在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5G、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前沿技术。美国还启动了“清洁网络”倡议，呼吁全球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避免使用中国供应商的设备和应用程序，以确保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这一系列行动对中国科技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迫使中国加速自主研发和“国产替代”的步伐。
在外交层面，黄之瀚推崇“对等原则”，要求中国给予美国外交官、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在美享有的同等权利和自由。例如，2020年7月，美国突然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理由是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这一举动被视为对中国限制美国在华外交活动的回应。此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意识形态领域，黄之瀚多次公开区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强调美国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政策，而非中国人民。他通过演讲和媒体采访，试图塑造一种新的对华叙事，将中国共产党描绘为对全球民主和自由构成威胁的实体。例如，他在多个智库的演讲中，都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内压迫、对外扩张的“恶意影响”，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这种叙事策略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美国立场的认同，并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性。
在区域安全方面，黄之瀚的政策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强硬。美国军舰和飞机频繁在南海争议水域进行“自由航行”和抵近侦察，以此挑战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区域的主权声索。美国还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尽管在“一个中国”政策上保持战略模糊，但通过增加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官方交流层级等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例如，黄之瀚任内，美国多次批准对台军售，包括F-16V战机、鱼雷和导弹等先进武器系统，旨在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此外，美国也加强了与日本、韩国等盟友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协调，共同应对朝鲜的核导威胁，并试图将中国纳入解决朝鲜问题的框架中。这些举措都体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进行全面地缘政治竞争的意图。
作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高级官员，黄之瀚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更是美国对华叙事的重要构建者和传播者。他的言论外交，无论是公开演讲、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态，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塑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并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运用特定的语言策略，构建“中国威胁论”、“新疆人权问题”、“台湾地位”以及“香港自治”等核心议题的官方叙事。
黄之瀚在各种场合频繁使用“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将其置于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性的挑战语境中。他将中国描述为“修正主义大国”，试图“颠覆”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例如，他多次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债务陷阱外交”、以及在国际组织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都构成了对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直接挑战。他会用“掠夺性经济行为”、“恶意影响”、“强制性外交”等词汇来形容中国的对外行为，旨在强调中国行为的负面性和破坏性。这种话语策略的目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种紧迫感，促使各国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危险”，从而更倾向于与美国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在传播上，这些言论通常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渠道发布，并通过主流媒体广泛传播，旨在影响国际舆论，争取更多国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支持。例如，他曾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价值观和全球民主秩序的威胁，并呼吁各国警惕。
在新疆问题上，黄之瀚的言论集中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指责。他将新疆的“再教育营”描述为“集中营”，并使用“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词汇来定性中国政府的行为。他强调，这些行为是对普世人权和人类尊严的侵犯，并以此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最大压力。例如，在国会听证会上，他会引用所谓的“证据”和“目击者证词”，详细描述新疆维吾尔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慨和关注。他认为，美国有道德责任站出来，为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发声。这些言论的目的在于将新疆问题提升到国际人权议程的最高点，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如《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下的制裁）提供正当性，并促使其他国家效仿。这些言论无疑加剧了中美两国在人权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使得新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台湾问题上，黄之瀚的言论在坚持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又试图通过言语策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能见度。他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承诺”，并多次重申《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他会用“民主灯塔”、“可靠伙伴”等积极词汇来形容台湾，以凸显台湾的民主制度和战略价值。例如，他在谈及美台关系时，会强调双方在民主价值观、经济合作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尽管美国官方层面仍维持“战略模糊”，但黄之瀚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对台湾的支持信号，旨在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这些言论也鼓励了其他国家加强与台湾的非官方往来，并为台湾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提供了支持。他的表态，例如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都体现了美国在不改变官方政策的前提下，提升台湾国际地位的努力。
对于香港问题，黄之瀚的言论集中于谴责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认为这“严重侵蚀”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他将香港的民主运动描述为“争取自由的抗争”，并强调美国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他会引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条款，指责中国违背了其国际承诺。例如，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是对“一国两制”原则的破坏，并导致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受到严重侵蚀。这些言论旨在为美国对香港实施制裁（如《香港自治法》下的制裁）提供依据，并争取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他的言论对国际社会理解香港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一些国家对中国在香港的政策表达了担忧，并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
2021年1月，黄之瀚卸任，但他在任期间所倡导或执行的对华政策理念，并未随着他的离去而烟消云散，反而深刻影响了后续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拜登政府上台后，尽管在外交风格和策略上有所调整，但在对华政策的宏观方向上，仍能看到“黄之瀚”时代所奠定的“战略竞争”基调的延续。然而，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新挑战的涌现，后“黄之瀚”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也面临着新的复杂性和权衡。
拜登政府将对华政策概括为“投资、结盟、竞争”（invest, align, compete），这与黄之瀚时期强调的“竞争性对抗”理念一脉相承。在“投资”方面，美国政府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科技研发和制造业的投入，旨在提升自身实力，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例如，拜登政府推出了《两党基础设施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巨额投资，旨在重振美国制造业，并确保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结盟”方面，拜登政府继续强化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将其视为对华竞争的重要战略资产。例如，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还进一步提升了其合作水平，召开了多次领导人峰会，并将其合作领域拓展到疫苗、气候变化和关键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此外，美国还与英国、澳大利亚组建了“奥库斯”（AUKUS）安全伙伴关系，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旨在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制衡中国。这些举措都清晰地表明，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态势并未改变，反而通过更广泛的联盟体系得到了深化。
黄之瀚时期开启的科技竞争，在后“黄之瀚”时代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拜登政府继承并加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和高科技领域的限制力度。例如，美国商务部在2022年10月发布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芯片及其制造设备的能力，这被认为是自冷战以来美国对竞争对手最严厉的科技限制。这些措施不仅针对中国企业，还要求全球公司遵守，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还继续推动“清洁网络”倡议，并加强与盟友在关键矿产、稀土等领域的合作，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例如，美国与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旨在共同开发和保障关键矿产的供应，以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这些政策旨在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长期优势，并阻止中国在关键技术上超越美国，这无疑是黄之瀚时期科技竞争理念的延续和升级。
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批评和制裁。例如，美国政府继续实施对新疆相关中国官员的制裁，并出台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禁止进口涉嫌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持续谴责中国对香港自由的侵蚀，并向在美香港居民提供“避风港”政策。这些举措表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并未减弱，而是将其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价值观外交来动员国际社会，并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道义合法性。这种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策略，正是黄之瀚时期所强调的。
尽管战略竞争是主旋律，但后“黄之瀚”时代的中美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复杂性，迫使美国政府在某些领域寻求与中国的“有限合作”。
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强调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美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仍有合作空间。例如，在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中美两国意外地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危机。然而，这种合作往往受到两国整体关系紧张的制约，进展缓慢。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尽管新冠疫情初期中美在溯源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在应对未来全球性流行病方面，两国仍需探讨潜在的合作模式。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希望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或经济支持。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新的复杂因素。美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劝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发挥调解作用，但效果有限。此外，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也持续对中美关系构成考验，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利用其对朝鲜的影响力，促使朝鲜重返无核化谈判。
与黄之瀚时期相对较少的高层直接对话相比，拜登政府在延续竞争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与中国建立“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例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层官员相继访问中国，与中方进行面对面交流，旨在稳定双边关系，管理分歧，并探索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可能性。这些高层接触旨在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因误判而导致冲突升级。这种“既竞争又管理”的策略，是后“黄之瀚”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黄之瀚在任期间，成功地将美国对华政策从传统的“接触”模式，彻底转向了以“战略竞争”为核心的框架。他所强调的“印太战略”和“竞争性对抗”理念，为后续的美国政府设定了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他的外交遗产在于：
首先，他强化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价值观”和“人权”的重要性。通过对新疆、香港等问题的持续关注和高强度发声，他使得人权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要素，并为美国后续的制裁行动奠定了基础。
其次，他深化了美国对“联盟体系”的依赖和投入。在黄之瀚的推动下，“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得以实质性升级，为后来的AUKUS等安全合作模式提供了思路。他认识到，在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中，美国的盟友网络是其最大的战略优势。
再次，他加速了“科技脱钩”的进程。通过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巨头的严厉制裁，他明确传递了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意图，为拜登政府后续更全面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政策铺平了道路。
然而，黄之瀚的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过度强调对抗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增加了地区冲突的风险。此外，其强硬的言论外交有时也可能被视为煽动对立，使得国际社会在选择中美之间立场时面临更大压力。尽管如此，黄之瀚的任期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他所留下的政策遗产，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几十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全球格局的演变。
总而言之，黄之瀚在担任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期间，是美国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竞争”的关键推手。他所推动的“印太战略”和“竞争性对抗”理念，不仅重塑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布局，也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各个层面。尽管其任期短暂，但其政策理念和言论外交所构建的对华叙事，在后“黄之瀚”时代得到了高度的延续与发展。未来的中美关系，仍将在他所奠定的战略竞争框架下，面临更多的挑战与机遇，同时也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寻求竞争与合作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