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黃之瀚」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與影響：從印太戰略到競爭性對抗
在國際關系波譎雲詭的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與演變始終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其中，黃之瀚（David R. Stilwell）在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期間（2019年6月至2021年1月），扮演了塑造和推動美國對華戰略轉向的關鍵角色。他的任期正值中美關系從「接觸」走向「競爭」的轉折點，其所倡導的「印太戰略」和「競爭性對抗」理念，深刻影響了美國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外交布局。本文將深入剖析黃之瀚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具體實踐、其對區域安全和經濟合作的深遠影響，並對其政策遺產進行評估。
「印太戰略」並非黃之瀚任期內首次提出，但無疑在他的推動下得到了實質性的深化和具體化。這一戰略旨在構建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其核心目標是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並維護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黃之瀚及其團隊將這一概念從理論框架轉化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策行動，涉及安全、經濟和治理等多個層面。
在安全領域，「印太戰略」的核心是強化美國的聯盟體系和軍事存在。黃之瀚時期，美國積極推動「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的升級，使其從最初的非正式對話轉變為部長級乃至領導人層面的常態化磋商。例如，2019年9月，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外長在紐約舉行了首次「四方安全對話」部長級會議，這標志著該機制從概念走向了實質性合作。此後，四國在軍事演習、海上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如多次舉行的「馬拉巴爾」海上聯合演習，其規模和復雜性不斷提升，旨在提升成員國之間的互操作性和區域協同防禦能力。通過這些機制，美國試圖構建一個多邊安全網路，以制衡中國在該地區的軍事擴張，特別是在南海問題上，美方多次派遣軍艦進行「自由航行」行動，並持續批評中國在南海島礁的軍事化進程。此外，美國還加強了與菲律賓、泰國等傳統盟友的雙邊軍事合作，例如增加聯合軍事演習的頻次和規模，並向這些國家提供軍事援助和技術支持，以提升其防禦能力。同時，美國也積極深化與越南等新興夥伴的安全關系，通過軍售和防務交流，試圖擴大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
在經濟領域，黃之瀚力求為區域國家提供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外的「高質量」替代方案。美國提出了「藍色點網路」（Blue Dot Network）倡議，旨在為印太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認證標准，鼓勵透明、可持續和符合國際規范的投資。盡管該倡議在實際落地項目上仍需時日，但其理念在於引導國際社會，特別是私營部門，向符合高標準的環境和社會治理要求的項目投資，從而與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模式形成差異化競爭。此外，黃之瀚還大力推動「數字互聯互通和網路安全夥伴關系」（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旨在幫助夥伴國建設安全、開放的數字網路，並在5G技術推廣中排斥華為等中國企業。例如，美國積極游說盟友和夥伴國，呼籲它們在5G網路建設中避免使用「不可信的供應商」設備，並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協助這些國家轉向西方技術。在供應鏈方面，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凸顯了全球供應鏈對中國的過度依賴，黃之瀚團隊積極倡導供應鏈的多元化和韌性建設，鼓勵美國企業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印太國家，以降低風險。例如，美國政府通過各種激勵措施，鼓勵半導體、醫療設備等關鍵產業將部分生產線轉移至越南、印度等國，以分散供應鏈風險。
在治理層面，黃之瀚強調「印太戰略」的核心是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國際規則。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國在人權、法治和透明度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狀況、香港民主運動以及南海地區國際法治的侵犯。例如，美國政府在黃之瀚任內多次就新疆問題對中國官員和實體實施制裁，並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認為其侵蝕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這些舉措旨在通過道德高地和價值觀輸出，爭取國際社會對美國立場的認同，並孤立中國。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挑戰的不僅僅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更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此需要全球共同應對。
「競爭性對抗」是黃之瀚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另一核心理念，它標志著美國對華戰略從過去的「接觸加對沖」轉向了全面、多領域、長期化的競爭。這一理念認為，與中國進行合作的窗口正在縮小，而競爭才是未來中美關系的主旋律，但這種競爭並非意味著全面沖突，而是要在多個領域與中國進行戰略性較量，同時保持溝通渠道以避免誤判。
在貿易領域，盡管中美兩國在2020年初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這並未改變兩國間結構性貿易摩擦的本質。黃之瀚多次強調，中國在知識產權盜竊、強制技術轉讓以及市場准入方面存在不公平行為。例如，美國政府持續對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巨頭實施出口管制和制裁，將其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向其出售關鍵技術和零部件。這一舉措旨在限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5G、人工智慧和半導體等前沿技術。美國還啟動了「清潔網路」倡議，呼籲全球電信運營商和互聯網公司避免使用中國供應商的設備和應用程序，以確保網路安全和數據隱私。這一系列行動對中國科技企業造成了巨大沖擊，也迫使中國加速自主研發和「國產替代」的步伐。
在外交層面，黃之瀚推崇「對等原則」，要求中國給予美國外交官、記者和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在美享有的同等權利和自由。例如，2020年7月，美國突然宣布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理由是中國從事「間諜活動」，這一舉動被視為對中國限制美國在華外交活動的回應。此後，中國也採取了反制措施，關閉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在意識形態領域，黃之瀚多次公開區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強調美國反對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和政策，而非中國人民。他通過演講和媒體采訪，試圖塑造一種新的對華敘事，將中國共產黨描繪為對全球民主和自由構成威脅的實體。例如，他在多個智庫的演講中，都會強調中國共產黨對內壓迫、對外擴張的「惡意影響」，並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抵制。這種敘事策略旨在爭取國際社會對美國立場的認同，並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合法性。
在區域安全方面，黃之瀚的政策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得尤為強硬。美國軍艦和飛機頻繁在南海爭議水域進行「自由航行」和抵近偵察，以此挑戰中國對南海大部分區域的主權聲索。美國還加強了對台灣的支持，盡管在「一個中國」政策上保持戰略模糊，但通過增加對台軍售、提升美台官方交流層級等方式，向中國施加壓力。例如，黃之瀚任內，美國多次批准對台軍售，包括F-16V戰機、魚雷和導彈等先進武器系統，旨在增強台灣的自衛能力。此外，美國也加強了與日本、韓國等盟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協調，共同應對朝鮮的核導威脅，並試圖將中國納入解決朝鮮問題的框架中。這些舉措都體現了美國在印太地區與中國進行全面地緣政治競爭的意圖。
作為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高級官員，黃之瀚不僅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更是美國對華敘事的重要構建者和傳播者。他的言論外交，無論是公開演講、國會聽證會上的證詞，還是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表態，都經過精心設計，旨在塑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並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礎。通過話語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運用特定的語言策略，構建「中國威脅論」、「新疆人權問題」、「台灣地位」以及「香港自治」等核心議題的官方敘事。
黃之瀚在各種場合頻繁使用「中國威脅論」的話語，將其置於一個全球性的、系統性的挑戰語境中。他將中國描述為「修正主義大國」，試圖「顛覆」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例如，他多次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債務陷阱外交」、以及在國際組織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都構成了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直接挑戰。他會用「掠奪性經濟行為」、「惡意影響」、「強制性外交」等詞彙來形容中國的對外行為，旨在強調中國行為的負面性和破壞性。這種話語策略的目的是在國際社會中製造一種緊迫感，促使各國認識到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危險」，從而更傾向於與美國合作，共同對抗中國。在傳播上，這些言論通常通過美國國務院的官方渠道發布，並通過主流媒體廣泛傳播，旨在影響國際輿論，爭取更多國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支持。例如，他曾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次演講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價值觀和全球民主秩序的威脅，並呼籲各國警惕。
在新疆問題上，黃之瀚的言論集中於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嚴厲指責。他將新疆的「再教育營」描述為「集中營」，並使用「種族滅絕」、「反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詞彙來定性中國政府的行為。他強調，這些行為是對普世人權和人類尊嚴的侵犯，並以此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施加最大壓力。例如，在國會聽證會上，他會引用所謂的「證據」和「目擊者證詞」，詳細描述新疆維吾爾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以激起國際社會的憤慨和關注。他認為，美國有道德責任站出來，為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發聲。這些言論的目的在於將新疆問題提升到國際人權議程的最高點，為美國對中國實施制裁（如《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下的制裁）提供正當性，並促使其他國家效仿。這些言論無疑加劇了中美兩國在人權議題上的緊張關系，也使得新疆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在台灣問題上，黃之瀚的言論在堅持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又試圖通過言語策略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和能見度。他強調美國對台灣的「堅定承諾」，並多次重申《台灣關系法》的重要性。他會用「民主燈塔」、「可靠夥伴」等積極詞彙來形容台灣，以凸顯台灣的民主制度和戰略價值。例如，他在談及美台關系時，會強調雙方在民主價值觀、經濟合作和地區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盡管美國官方層面仍維持「戰略模糊」，但黃之瀚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對台灣的支持信號，旨在警告中國不要採取軍事行動。這些言論也鼓勵了其他國家加強與台灣的非官方往來，並為台灣爭取更大的國際空間提供了支持。他的表態，例如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都體現了美國在不改變官方政策的前提下，提升台灣國際地位的努力。
對於香港問題，黃之瀚的言論集中於譴責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認為這「嚴重侵蝕」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他將香港的民主運動描述為「爭取自由的抗爭」，並強調美國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他會引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條款，指責中國違背了其國際承諾。例如，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中國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是對「一國兩制」原則的破壞，並導致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受到嚴重侵蝕。這些言論旨在為美國對香港實施制裁（如《香港自治法》下的制裁）提供依據，並爭取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他的言論對國際社會理解香港局勢產生了重要影響，也促使一些國家對中國在香港的政策表達了擔憂，並採取了相應的制裁措施。
2021年1月，黃之瀚卸任，但他在任期間所倡導或執行的對華政策理念，並未隨著他的離去而煙消雲散，反而深刻影響了後續美國政府的對華戰略。拜登政府上台後，盡管在外交風格和策略上有所調整，但在對華政策的宏觀方向上，仍能看到「黃之瀚」時代所奠定的「戰略競爭」基調的延續。然而，隨著國際格局的演變和新挑戰的涌現，後「黃之瀚」時代的美國對華政策也面臨著新的復雜性和權衡。
拜登政府將對華政策概括為「投資、結盟、競爭」（invest, align, compete），這與黃之瀚時期強調的「競爭性對抗」理念一脈相承。在「投資」方面，美國政府加大對國內基礎設施、科技研發和製造業的投入，旨在提升自身實力，以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例如，拜登政府推出了《兩黨基礎設施法》和《晶元與科學法案》，通過巨額投資，旨在重振美國製造業，並確保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在「結盟」方面，拜登政府繼續強化與盟友和夥伴的關系，將其視為對華競爭的重要戰略資產。例如，拜登政府不僅延續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機制，還進一步提升了其合作水平，召開了多次領導人峰會，並將其合作領域拓展到疫苗、氣候變化和關鍵技術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此外，美國還與英國、澳大利亞組建了「奧庫斯」（AUKUS）安全夥伴關系，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技術，旨在加強印太地區的安全合作，進一步制衡中國。這些舉措都清晰地表明，美國對華的戰略競爭態勢並未改變，反而通過更廣泛的聯盟體系得到了深化。
黃之瀚時期開啟的科技競爭，在後「黃之瀚」時代達到了白熱化程度。拜登政府繼承並加大了對中國科技企業和高科技領域的限制力度。例如，美國商務部在2022年10月發布了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旨在限制中國獲取先進半導體晶元及其製造設備的能力，這被認為是自冷戰以來美國對競爭對手最嚴厲的科技限制。這些措施不僅針對中國企業，還要求全球公司遵守，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還繼續推動「清潔網路」倡議，並加強與盟友在關鍵礦產、稀土等領域的合作，以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例如，美國與日本、韓國等國簽署了多項合作協議，旨在共同開發和保障關鍵礦產的供應，以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這些政策旨在維護美國在科技領域的長期優勢，並阻止中國在關鍵技術上超越美國，這無疑是黃之瀚時期科技競爭理念的延續和升級。
在人權和價值觀方面，拜登政府延續了對中國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等問題上的批評和制裁。例如，美國政府繼續實施對新疆相關中國官員的制裁，並出台了《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禁止進口涉嫌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在香港問題上，美國持續譴責中國對香港自由的侵蝕，並向在美香港居民提供「避風港」政策。這些舉措表明，美國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施壓並未減弱，而是將其作為其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價值觀外交來動員國際社會，並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道義合法性。這種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策略，正是黃之瀚時期所強調的。
盡管戰略競爭是主旋律，但後「黃之瀚」時代的中美關系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和復雜性，迫使美國政府在某些領域尋求與中國的「有限合作」。
氣候變化是拜登政府強調可以與中國合作的領域。盡管兩國關系緊張，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中美作為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仍有合作空間。例如，在2021年格拉斯哥氣候大會（COP26）上，中美兩國意外地發表了《中美關於在21世紀20年代強化氣候行動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承諾共同努力應對氣候危機。然而，這種合作往往受到兩國整體關系緊張的制約，進展緩慢。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盡管新冠疫情初期中美在溯源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但在應對未來全球性流行病方面，兩國仍需探討潛在的合作模式。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挑戰。美國及其盟友希望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不向俄羅斯提供軍事或經濟支持。中國在此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其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系，成為中美關系中一個新的復雜因素。美國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勸說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保持中立，甚至發揮調解作用，但效果有限。此外，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也持續對中美關系構成考驗，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利用其對朝鮮的影響力，促使朝鮮重返無核化談判。
與黃之瀚時期相對較少的高層直接對話相比，拜登政府在延續競爭的同時，也更加註重與中國建立「護欄」，以避免競爭演變為沖突。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等高層官員相繼訪問中國，與中方進行面對面交流，旨在穩定雙邊關系，管理分歧，並探索在某些領域的合作可能性。這些高層接觸旨在建立危機管理機制，避免因誤判而導致沖突升級。這種「既競爭又管理」的策略，是後「黃之瀚」時代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
黃之瀚在任期間，成功地將美國對華政策從傳統的「接觸」模式，徹底轉向了以「戰略競爭」為核心的框架。他所強調的「印太戰略」和「競爭性對抗」理念，為後續的美國政府設定了對華政策的基本方向。他的外交遺產在於：
首先，他強化了美國對華政策中「價值觀」和「人權」的重要性。通過對新疆、香港等問題的持續關注和高強度發聲，他使得人權議題成為中美關系中不可迴避的核心要素，並為美國後續的制裁行動奠定了基礎。
其次，他深化了美國對「聯盟體系」的依賴和投入。在黃之瀚的推動下，「四方安全對話」等機製得以實質性升級，為後來的AUKUS等安全合作模式提供了思路。他認識到，在與中國進行長期競爭中，美國的盟友網路是其最大的戰略優勢。
再次，他加速了「科技脫鉤」的進程。通過對華為等中國科技巨頭的嚴厲制裁，他明確傳遞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國進行遏制的意圖，為拜登政府後續更全面的半導體出口管制政策鋪平了道路。
然而，黃之瀚的政策也帶來了一些挑戰。過度強調對抗可能導致中美關系螺旋式下降，增加了地區沖突的風險。此外，其強硬的言論外交有時也可能被視為煽動對立，使得國際社會在選擇中美之間立場時面臨更大壓力。盡管如此，黃之瀚的任期無疑是中美關系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他所留下的政策遺產，將繼續深刻影響未來幾十年中美關系的走向和全球格局的演變。
總而言之，黃之瀚在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期間，是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競爭」的關鍵推手。他所推動的「印太戰略」和「競爭性對抗」理念，不僅重塑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和經濟布局，也深刻影響了中美關系的各個層面。盡管其任期短暫，但其政策理念和言論外交所構建的對華敘事，在後「黃之瀚」時代得到了高度的延續與發展。未來的中美關系，仍將在他所奠定的戰略競爭框架下，面臨更多的挑戰與機遇，同時也需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尋求競爭與合作的動態平衡。